这些人为何受到保护

他们躲过了一劫

© 徐尔新 | 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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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，反右运动爆发前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怕民主人士黄炎培、胡子婴等在“鸣放”时管不住嘴，让孙起孟给他们分别打招呼，叫他们不要乱讲话，这让黄炎培躲过一劫。

1957年初，就人口问题提出意见的，除了经济学家马寅初，还有邵力子。两人后来都没有被打成右派。有人分析，邵力子在历史上以“和平老人”和民主人士著称，而且他在反右开始后，转得快。马寅初虽说在反右运动掀起之后，就有人指称他是“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”，说他的《新人口论》是“配合右派向党进攻”。这帽子够大了，但他后来有惊无险，据说是周恩来保了他。当时，康生是主张将马寅初划为右派的，统战部为此向周恩来请示，周答复说：“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家，是北京大学教授，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他是爱国的，坐过国民党的牢，出来后同我们合作；日本投降后，反饥饿、反内战的示威游行，他跟学生一起上街，走在队伍前面。这一段历史，是不能篡改的。对马寅初不能定成右派。”

民主党派人士中，陈铭枢和张奚若都讲过毛泽东“好大喜功”，但两人后来处境相反，一个划成右派，一个平安无事。

历史上，张奚若是辛亥元老，国共时期，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，每逢开会便仗义执言，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政协会议上，是他建议采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的国号。

据李维汉回忆，在某次会议上，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：“这话（指“好大喜功”）讲得也对，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，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，我们不轻视过去，迷信将来，还有什么希望！”参加会议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拄着手杖说：“主席，说这话的是我，我向您自首。”毛随即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和陈铭枢不同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，我不划你右派。”

反右时，出于统战的需要，对有些人进行了特意保护。荣毅仁是“红色资本家”的代表，他被“点名”后，当即表示：“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，使我能猛醒回头。”民主党派“九三学社”社长许德珩，曾提出过“取消大学党委制”，也没有过多深究，对他的批判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，最终安然过关。

有的人躲过一劫，靠的是敏锐的嗅觉。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，运动开始时，在民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谈“整风十分必要”。很快，翁文灏便察觉“风气已大变，鸣放之风已根本停止”，于是缄口不言，不再轻易说话。

也有人躲过一劫，靠的并非是政治智慧，而是“运气”。北京作家林斤澜，原本已在名册之中，当年和他同辈的作家，有数不清的右派，如汪曾祺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邵燕祥、王蒙、高晓声、陆文夫等，唯独林斤澜居然漏网，何故？邓友梅认为应该归功于他女儿。当时召开过两次鸣放大会，第一次正巧碰上他女儿出生，他去了医院。过了几天开第二次大会，又遇上医院给小孩开错了药，差点造成事故，他赶紧跑到医院去了。结果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，大部分被打成右派，其“反动言论”都来自这两次会上的发言，而林斤澜恰好不在。

反右运动时，各大报纸也是险象环生，当时受到沉重打击的有《文汇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，然而过去以“右”著称的《大公报》，其主持者王芸生居然平安落地。就在他受到严厉批判，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时，有一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《大公报》党组负责人，说“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”。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，跑到中宣部抗议说：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？直到1960年，王芸生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，原来是毛泽东发话说：徐铸成的《文汇报》，储安平的《光明日报》，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，《大公报》就放他一马吧。

王芸生听到这话后甚为不安，他为自己在检查中“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”而深感内疚，“从此闷闷不乐”，患上了糖尿病。

从当时情形看，反右运动可谓声势汹涌，但巨浪之下，仍然会呈现不同结果。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，在反右中居然没有一个右派，这得力于局长王冶秋的全力保护。当时文化部下达给文物局的右派指标有三个，而此前因“鸣放”有言论问题的是谢辰生、陈明达、顾铁符三人，但王冶秋并不落井下石，而是为之多方开脱，以致负责文化部反右领导工作的某位副部长对王冶秋极为不满，但也只能把王冶秋训斥一番了事。

在反右这件事上，最能看出善恶的分野。1957年，张闻天奉周恩来之命，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工作。从始至终，张闻天都秉持可划可不划的尽可能不划的原则，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，右派要少得多。这后来成了张闻天的罪状之一，说他包庇右派。

建筑学家梁思成，新政权建立不久，就和陈占祥提交了著名的“梁陈方案”，建议保留北京旧城，另外辟地新建一个首都政治中心。这笔账到1957年遭到清算，陈占祥被打成右派，而梁思成因为受到彭真保护得以幸免。当年，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、《中国青年报》社长张黎群，也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，幸亏被胡耀邦保了下来。

但更多的人却没有这种幸运。像傅雷先生这样著名的翻译家，尽管有人出面保护，最终仍免不了被打成右派。当年在上海，柯庆施要划傅雷为右派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根据中央的政策，认为傅雷属于“可划可不划”的范围，恰好周扬赴上海听取汇报，也表示认可。柯庆施同意了“二周”的意见，于是市委派柯灵通知傅雷可以过关了。没想到，正当傅雷高高兴兴做了检讨，准备卸下“包袱”时，柯庆施却变卦了——他独断乾纲，拍板把傅雷定为了右派！

我们无法体会傅雷当时的心情，但他一定读懂了人心的善恶。划与不划，其实并无统一标准，全在决定者愿意与否。想划就划，想不划就放人一马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

反右中，最奇葩的事发生在丁玲身上。当作协宣布丁玲为右派的时候，丁玲自己也举起了手，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。